文／劉如意
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三，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總在各個ＮＧＯ的空間游擊，舉辦著不同西藏人權議題的講座或活動，稱之為「人權星期三X Lhakar之夜」。這天，20多位參與者陸續到來，擠滿了空間，為的是聆聽在台藏人Lobsang（洛桑）的國境流亡遷徙經歷，更了解台灣藏人的處境和現實。講座開始前，Lobsang換穿稱為Chuba的西藏傳統服飾，星期三也代表著藏人的Lhakar運動（拉喀）（註一）。
Lobsang是在台藏配，與藏台連線、台權會等團體的淵源，並非「同溫層」，台權會副會長吳佳臻說，Lobsang是主動來參加抗暴以及其他活動，彼此因而認識。但Lobsang在台的處境，與其他在台藏人，並沒有不同。
與Lobsang在達蘭薩拉即認識的與談人余嘉芳，翻著Lobsang的兩本證件，一本綠色是流亡政府發行的藏人身分證，另一本有著十分好看、顯眼的黃色、被稱作印度IC的黃皮書。這並不像是多數人用來記錄旅行的印記，裡頭刻印著藏人每一步遷徙的足跡、步伐、艱辛與阻礙。「要蓋每一個章都不容易」，嘉芳呢喃著。這也刻畫著Lobsang輾轉遷徙，來到這個不容易抵達的第三個家：台灣。
12年的理解之路，紀錄片裡的父親
1996年1月3日，Lobsang落腳印度達蘭薩拉，那年他13歲。迄今21個年頭過去，未曾見過西藏的父母與親人一面。遠離家人、朋友和親戚，還有食物，Lobsang說，一開始的頭兩三年，真的很辛苦。辛苦的原因，來自於不理解印度、達蘭薩拉的情況，更不知道政治的現實。他只記得家人唯一的告誡：「那邊的人問你，你就說你要去上學、去讀書。」獨身一人沒有任何援助，該如何在印度生活？在此之前，他完全沒有預期達蘭薩拉有這麼多藏人，還成立有西藏政府，更不知道有眾多學校可以學習。他很久之後才了解，這麼多人藏人來到這裡，是由於中國的壓迫。「我小的時候，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」，Lobsang說。
藏人自西藏遷徙到印度，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是1959-76年，為了躲避中國軍隊的威脅，約有八萬藏人為了存活，隨著達賴喇嘛的腳步遷徙到印度。隨後的1959至1970年，適逢文化大革命，受到中國軍隊壓迫跟打擊，很多藏人因此喪失就學與信仰的權力，部分藏人因而離開中國。第二階段，1976-1996年，毛澤東過世、鄧小平上台，開啟了改革開放腳步，尤其是旅行與貿易，許多藏人以正式的方式跨越邊界至達蘭薩拉，約有五萬人。第三階段則是1996年至今，該年度開始，一年僅約百人流亡，特別是2008年後，邊境管制非常嚴格，幾乎難有藏人出逃。
Lobsang為什麼停留在印度的疑惑與謎團，在2008年的一部紀錄片中，得到了解答。這部紀錄片是由一位奧地利女孩所攝，裡頭訪問到Lobsang的父親。片中，他的父親描述著11人的家庭，姊姊如何失學，如何送家中3個兄弟去讀書。因為生活困苦，受教育相當困難，「爸爸是文盲，不會寫數字，曾經看到他要數東西是在牆上劃線來計算」，把送孩子去達蘭薩拉，是父親希望孩子對世界更有所知、用更開放的心跟思想去理解世界。父親的心思，Lobsang花了12年才明白。
互相扶持，成就我這樣的人：流亡政府與印度媽媽
Lobsang說，流亡藏人在印度仰賴當地的NGO組織協助，像是達賴喇嘛姊姊所創辦的西藏兒童村（Tibetan Children’s Village，簡稱TCV），照顧了約9萬5千名在印度的西藏學生。他自己在TCV當了十年的學生，「所有一切都是免費的」，像Lobsang這樣沒有家人支撐的藏人，在這裏基本的生活起居被照顧得很好。但這並非單向的接受與給予。這裏，長輩像是他們的父母，互動跟互助方式如同家人，「一個家庭裡會住上35至40人，幼稚園到高中都有，運作模式是一個高中生配一個小孩，大帶小」，Lobsang那時也帶了一個小孩，「他現在在英國，以前一早就要挖他起來，帶他們刷牙洗臉，帶他們去學校。」如此的扶持模式，讓藏人彼此間的關係更緊密。
這樣的支持，還來自流亡政府。除了許多因達賴喇嘛而來的資源外，流亡政府的民主體制也讓Lobsang感觸良多。「我看到人民為了民主，要去跟國家戰鬥、流血才可以得到民主，像是六四，但是藏人的政府就是民主，不用流血，我們的民主是達賴喇嘛賦予我們的，我非常非常驕傲達賴喇嘛作為我們的領袖。」1962年，達賴喇嘛宣示流亡政府為民主政體，2001年實施投票選舉選出領導者。2011年，達賴喇嘛公開宣布離開政治領導者位置，成為宗教領袖，並選出政治領導者—洛桑森格。
在資源困窘的狀況下，許多人好奇Lobsang是如何完成生物科技碩士學位的？當一年的學費扣除流亡政府或TCV的獎學金之外，仍有一半不知道從哪裡來。Lobsang憶起，在某日下午6時，那位印度女士的現身。她遞上一張名片給Lobsang，說：「你想不想讀大學，我幫你付學費。」懷疑、掙扎、討論、查詢之後，這位女士的背景是位生物科技公司經理，Lobsang決定向他提出協助。這位被Lobsang稱為印度媽媽的女士，幫他付了五年學費。五年來，Lobsang不必擔心經濟上的困境。他有著西藏媽媽跟印度媽媽，「直到現在還是覺得自己很幸運。」
通往第三個家的崎嶇道路
從西藏到印度，再到台灣，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曲折路徑。「結婚很簡單，但是來台灣非常困難」，Lobsang來台灣的契機，是與從台灣到達蘭薩拉當志工的太太相遇、結婚。但在此之前，他完全沒預期到台灣來，是這麼艱困的一條路。面對無國籍人士，台灣政府並沒有既定程序與措施，來處理藏人在台的居留申請；而在台北駐德里代表處面試，被要求一些毫不相干的文件是相當平常的事；和印度與台灣代表處的交涉過程相當複雜，要求檢附的文件通常沒有標準可依循；變來變去的規定與條件是常態，有時候Lobsang得花上40個小時來回印度當地，為的就是取得一份可能不那麼必要、但被要求的文件，或是一個地方政府的核章。這也是眾多無國籍人士面對的處境。
這些無謂的往返，除了耗損時間與金錢，更多的是對人權的踐踏。身為一個在台灣的藏配，面對的是每六個月要出境一次、每次至少要花上5萬元台幣的經濟壓力現實，也不能擁有工作權等基本權利，甚至連擔任志工都不被允許。雖然Lobsang說的半年離境一次，現已經修法，比照一般外籍配偶，但無國籍人士在台灣境內的相關權利，仍舊需要《難民法》來建立保護機制。
流失中的藏文化
與談人嘉芳自去年九月起在印度藏人區待了半年，主要停留在達蘭撒拉。在教藏人中文的過程中，思考全世界聲援西藏運動中，台灣的位置可以是什麼？也更了解藏語文化逐漸消逝的危機。像是他提到，這裏的中文教材大部分來自中國，諸如「血淋淋」、「胸膛」、「烈士」等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字眼充斥，以及出現「是否藏人太笨了？」的字句，讓嘉芳好奇，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教材？西藏境內究竟是什麼樣的生存環境？」由台灣人教授的中文，是否能讓藏人們更理解中文語境中的政治問題，進而選擇符合自身意志的詞彙？
藏語言文化在西藏境內因為受到中國系統性的政治打壓而無法傳承；境外則因為在異國生存的現實及資源，例如印度生活必須使用英文，嘉芳提到，即便是有意識未來要送孩子進寺廟學習藏文化的家庭，因為教材資源，孩子依舊看的是美國卡通，或者他認識的藏人並不會用藏文寫菜單；藏人與藏人間的書寫聯繫，竟是使用英文等。這樣的語言危機，也出現在Lobsang身上。他回憶道，當他在1998年打電話回家時，已無法用當地方言與母親對話，「我已經聽不懂方言了，印度這邊講藏文、印地語或英文，結果我媽說，她聽不懂我說的話，我把地方方言全忘了。」
關於認同，終究還是要與文化綁在一起。Lobsang最後說，達賴喇嘛希望大家成為有用的人，回到西藏貢獻所長，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國家去。「如果可以，當然要獨立，但如果依照現狀來說，假使中間道路是最好的選擇，包括可以保護宗教、文化、語言等，如果真的可以達到、如果這是最好的方式去維護西藏人的一切，我可以接受。」
（註一）【拉喀│Lhakar】
每個星期三是西藏人的Lhakar，又稱白色星期三，自2008年起，為了保存西藏文化，由西藏境內的幾位學生所發起。
藏語因應地區，又細分數種語言，所以Lhakar有許多發音：「拉喀」、「哈喀」、「哈卡」等。星期三的藏文是Lhapa，所以取Lha代表星期三；kar的意思是白色。Lhakar選在星期三是因為依據藏曆，藏人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魂星落在星期三，而其代表的幸運色是白色。在Lhakar這一天，藏人們會說藏語、用藏文書寫、吃藏食、在藏人商店購物，也會存善念、盡可能的做善事，所以在這一天不會吃肉。
（資料來源：台灣西藏人權連線臉書粉絲頁）